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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關注如何適應國家邊界內的問題或處理災害可能會在其他地方造成問題，從而引發對更廣闊視野的呼吁。

2024年10月5日，孟加拉國謝爾普爾區的一個村莊的道路被來自上游的大雨和洪水淹沒。（照片由Muhammad Amdad Hossain/NurPhoto通過Reuters Connect提供）

最近席卷西非的降雨不僅僅落在一個國家。它們在尼日利亞、喀麥隆、乍得、馬里和尼日爾造成了嚴重的洪水和死亡。

在最近的這場災難之前發生的干旱也沒有單獨出現一個地方。該地區的農民面臨著農作物損失造成的貧困。

氣候變化引發的極端天氣不分國界或地理界限。這個簡單的事實具有多重連鎖反應，并決定了我們應該如何通過國際協調等應對此類危機。

9月，尼日利亞東北部地區的阿勞大壩因洪水而坍塌，造成多達1,000人死亡，100萬人流離失所。這主要是由于多年來維護不善，以及政府未能聽取危險警告。

一周后，在喀麥隆邊境，當地政府決定從Lagdo大壩放水，因為同一輪強降雨導致水位增加。這給尼日利亞下游的11個州帶來了更大的壓力，這些州已經在爭先恐后地應對危機——盡管放水受到監管，并發布了警報。

南亞也在努力應對與跨境河流相關的威脅。總部位于尼泊爾的研究中心ICIMOD致力于保護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山，其副總干事伊莎貝拉·科齊爾（Izabella Koziell）表示，該山區“正面臨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空氣污染這三重地球危機的越來越大的風險”。

“這些風險中的每一種都是移動的，不受國界的限制，”她說。她補充說，該地區從阿富汗延伸到緬甸，全長3,500多公里，因此國家之間的合作至關重要。“超過20億生活在山區和下游的人口將受到這里發生的變化的影響。”

共享繁榮

氣候變化正在助長新的復雜風險，要求各國和國際社會超越本國國界和孤島。但政府及其合作伙伴通常不是這樣應對威脅的。

“適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地方到國家的問題。更廣闊的思維和區域性工作是具有挑戰性的。我們在COVID-19大流行中看到了這一點——對影響每個人的事情采取協調的區域和全球應對措施是多么困難，“總部位于倫敦的智庫ODI Global的高級研究員莎拉·奧皮茨-斯臺普爾頓（SarahOpitz-Stapleton）說。

Opitz-Stapleton一直在與一個名為“在反復和長期危機中支持畜牧業和農業”（SPARC）的研究計劃合作，以幫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了解和管理跨界氣候風險，包括在非洲的風險。

她告訴氣候之家：“各國往往首先考慮自己的主權和保護自己的人民。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當我們面臨這樣的挑戰時，每個人自己參與是不夠的。

食物和資金

人們的生計和未來的繁榮取決于全球化的經濟和共享資源，貿易和資金的流動將各大洲的國家聯系在一起。在一個相互關聯的世界中，影響整個地球的氣候變化將破壞發展，這一點越來越明顯。

一個簡單的例子是食物。在塞內加爾，飲食習慣的改變導致從東南亞進口的大米突然激增。現在，塞內加爾的糧食安全依賴于遙遠的國家，這些國家也面臨著嚴重的氣候風險，因為如何適應這些風險將影響對西非的大米供應。

2022年，在嚴重的熱浪危及本國國內供應后，印度暫時禁止了小麥的出口。此舉導致這種重要商品的價格突然上漲，影響了依賴進口的非洲國家，例如肯尼亞。

跨界氣候風險有多種形式——從共享的生態系統到遷移模式、傳染病和海洋資源。

金融就是一個例子，其中的風險和影響可能是間接的，并不總是立即顯而易見。金融機構通常通過投資從能源到采礦的行業而面臨與氣候相關的風險。

例如，當金礦遭受干旱或洪水襲擊時，這可能導致工廠關閉、產量下降和債務違約的可能性增加。

金錢和氣候一樣具有跨界性。未能對整個供應鏈進行氣候風險評估的銀行可能會為未來的擱淺資產創造條件。

適應的贏家和輸家

如果只關注如何適應邊界內的問題，問題就會被推到別人的后院——這種適應相當于打地鼠。

“問題在于我們制定政策的方式，”為非洲政府提供氣候問題咨詢的非營利組織AGNES的團隊負責人喬治·瓦穆科亞（George Wamukoya）說。

“我們專注于'國家'適應計劃和承諾，這引導人們向內思考。鄰國之間存在競爭，他們不想分享資源或投資。盡管需要區域和全球支持來實現這些計劃。我們需要對這些事實保持警惕，“他補充道。

所謂的“適應不良”的例子比比皆是。當一個國家試圖通過建設保護性基礎設施來控制海岸侵蝕和洪水，但最終將問題推向更遠的海岸線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因為那里的影響可能會更嚴重。或者，轉向氣候適應型作物可能會減少更主流品種的收成并提高價格。

全球適應目標

另一方面，如果實施得當，適應可以導致鄰國之間共享彈性并加強全球供應鏈。我們的想法不是重新分配風險，而是通過合作來應對風險。

隨著世界下周在巴庫開始為期兩周的氣候談判，活動人士希望跨界風險在議程上更重要。

去年的聯合國氣候峰會COP28在其最終決定文本中僅兩次提到跨界問題。迪拜會談確實出臺了新的適應工作，包括制定指標以衡量全球適應目標下目標進展的計劃。

到目前為止，這項為期兩年的倡議（稱為阿聯酋-貝倫工作計劃）已提交5,000多項指標供考慮。然而，其中只有22個與跨界氣候風險有關。

這說明各國缺乏對他們面臨的共同風險以及忽視這些風險的危險的認識。肯尼亞和埃塞俄比亞的邊界漏洞百出，尤其是對牧民社區來說，它們在提交給聯合國的國家適應計劃（NAP）中都沒有提及跨境風險。

確保將跨界風險納入阿聯酋-貝倫工作計劃被視為至關重要，因為其結果將決定未來如何制定適應政策和融資。“如果我們沒有這些指標，那么跟蹤這些特定風險就會變得非常困難，”瓦穆科亞說。

COP29及以后

專家們一致認為，國家和地方政府需要更好地評估跨境風險，并與鄰國合作，了解如何共同應對這些風險。迄今為止，他們認為在研究跨界風險和制定應對策略方面做得還不夠。

“我們需要為各國揭開這個問題的神秘面紗，并說服他們，當你把跨界問題包括在內時，這不會限制對資源的獲取。我們還需要展示這些風險在非洲五個次區域內是如何發生的以及在哪里發生的，因為有些地方會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受到影響，”瓦穆科亞補充道。

瓦穆科亞說，COP29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論壇來應對全球性的跨境風險——這一觀點也需要應用于涉及多個國家的適應項目的融資。他指出，COP29的任務是就氣候融資的新全球目標達成一致。

迄今為止，適應資金通常流向一個國家，而且很少有機制允許在國家之間分配資金——盡管綠色氣候基金在其一些項目中采取了區域性方法。

奧皮茨·斯泰普爾頓（Opitz Stapleton）正在氣候、和平和跨界氣候展館（第一個此類COP展館）幫助組織幾場關于跨界氣候風險的COP29活動，她指出，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已經提高。

但是，她說，“許多國家沒有充分評估這些風險，也沒有能力管理它們”。“它們需要被納入一個國家的適應計劃并實際采取行動，”她強調說。

COP29的氣候、和平和跨界復原力展館將舉辦30場活動，邀請世界領先的專家參加，包括來自政府、氣候基金、援助機構、民間社會組織等的國家元首和其他主要代表。所有活動都將進行直播。

亞當·溫特沃斯（Adam Wentworth）是英國布萊頓的一名自由撰稿人。

本文于2024年11月11日發布于氣候之家新聞網站，作者：亞當·溫特沃斯（Adam Wentworth），由中國綠色碳匯基金會進行翻譯。